查看详情>> 1260年忽必烈进北京，1266年就叫刘秉中给他实地测绘，作出建设大都城的规划，1267年动工，1276年建成了大都城。我不知这是不是世界上最早按计划建设的城市，反正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到这儿看傻眼了。他写道：“街道甚直，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，使此城门可望彼城门也。”“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，其美善之极，未可宣言！”      按元人写的《析津志》记载，那时已有“三百八十四火巷，二十九胡同”，火巷就是大胡同，加起来已有413条。而北京这名字是1403年，也就是明永乐元年，由朱棣皇上命名的，所以胡同的资格比北京这名字还老。      元朝规划的大都城很规整：四面相对11个城门，城门与城门由大道相连，大道之间以小街相辅，划成一个个方格，方格里就是居民区，居民区和街道之间的通道就是胡同。大道宽24步，小街宽12步，胡同宽6步，两个胡同的中心相距50步。前些年西四牌楼砖塔胡同，大体还是这个宽度。元曲剧本《沙门岛张生煮海》里丫头梅香有句台词说：“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！”可见砖塔胡同是元朝的规格。      朱棣先生当了皇帝，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，对北京又作了番改造，胡同数量大为增多。按《京师五城崐坊巷胡同集》所载，这时已有纯胡同459条，连火巷算上足够1100多条。到了清朝，朱一新先生写《京师坊巷志稿》时，明确叫做胡同的已有978条，连街巷算上则是2070多条了。 

查看详情>>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苹芳的眼里，孟端胡同不是一条普通的胡同。它是一条有800年历史的胡同，是活着的元大都。 1964年至1974年的十年间，他做了一项工作，在元大都光熙门到北土城之间进行钻探考古，证实了北京长安街以北的街道都是元大都城的旧街。此发现表明，明清的北京城因袭了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格局，将北京城的历史延长到800年。 元代房子的式样和风格留下来了，街道和胡同都没有变，它们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这就是北京的风格、风貌。 2004年的某一天，北京西城孟端胡同里的最后一盏灯灭了。 孟端胡同在北京城成千上万条胡同里是一条普通的胡同，在这个胡同存在的几百年里，住过王侯但也住着寻常的百姓。 2004年12月，是它的最后的日子，以后世上再无孟端胡同的存在了，周边的几十条胡同也随之在北京的地图上永远地失去。 相伴了一生的老邻居散了，长了上百年的古树倒了，古老的灰砖灰瓦的房子拆了，一条胡同消失了。 一组三所大院“孟端45号”正在迁建中。围绕这所建筑曾进行过长达4年的拆除与保留的争论。尽管国家文物局局长称誉说，“我看过北京260多个四合院中，这个院子是上上品”，它最后的命运仍是迁建他处。 停泊在梦里的胡同 徐苹芳摊开三张地图———元大都图、明北京图、清北京图，三个朝代里皇家宫阙发生很大变化，但北京的中轴线没有变，街道依然是元大都定下的九经九纬纵横18条道路，北京的胡同也没有变，在长安街以北它们整齐地排列着，东西两道城门之间，平等布置着22条东西向平行的胡同，胡同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，都是79米，靠大街的头一条胡同宽一点，达100米。这条规律就如同音乐的主旋律一样，在长安街以北的旧城内反复出现。 孟端胡同就是这些平行排列的胡同中的一条。元大都被笔直的纵横大街分割出来的胡同方区被称为“坊”。唐长安的坊有坊墙，如一个个城堡，坊门晨开暮关；元大都则用幽静的胡同代替了坊墙。在明代的地图上，南阜城门内大街北到复兴门大街的孟端胡同所属的方区被称作“金成坊”。 孟端胡同没有了，曾经住在那时的老邻居们都四散而去。仅仅过去几个月，当我们试图联络曾经拜访过的人家时，发现很多人再也找不到了。就像一棵大树失落的叶子，很难确定它们漂泊的方向一样，这些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，彼此相伴着几乎度过一生的人瞬时间已是陌路。 居民的记忆，能够连缀出一条胡同的历史，一座北京城的将近100年历史。因为有人的气息有人的故事，这历史饱满、鲜活而生动。 这是一所由三组平行的四合院组成的大院子，它在整个孟端胡同里显示出特别之处：大门宽大，门口立着两个石制的门墩，门两侧立着拴马柱———房屋旧主人非一般的身份。 一位老太太居住这里已经60年了，在她的记忆里，这所四合院的特别之处是院子里没有树，树都植在院子的四周，而且都是果树，海棠、桃、柿子、枣、白果、核桃……让人时时感觉到安全与丰足。 “拆的时候白果树已经有一人合抱那么粗，应该有上百年了，我们打白果的时候，还在感叹这是最后一年的收成了，记得小时候，白果当药材治过不少人的病。” 24间房位于整套四合院的正中间，一个大家族居住在其中，这是中国人的平生理想，就是“置家”。 在她的记忆里，不少于十个孩子出生在这所院子里，父亲精心经营着他的家，院子的中间是一个大花坛，种着太平花和美人蕉，他们兄妹白天在院子里学骑车，晚上躺在院子里数星星。 1958年到“文革”是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变化巨大的另一个时期，政府号召居民将自己的房子腾出来出租或由政府经租，然后是产权上交，私产变为公产，再后来是四合院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，房屋失修迅速朽坏。 1980年代落实政策，她艰难地要回了几间自己的房子，但很快墙上就写上了拆字。 无处安放的胡同文化 谁懂北京的胡同？在现代的高楼面前，一条条胡同看上去都是灰头土脸的样子，但它们却是一个活着的世界上最伟大的800年古都的细胞，是一个从历史深处一直活到现在的都城的印迹。每一条胡同都有一个它自己的文化，每一条街都有它自己的韵味，当一个又一个细胞破灭，一条又一条胡同消失，便是800年古都的死亡。 孟端胡同在元代已经有了，孟端这个名字在明朝的北京地图上就已经标识了。在这个区域里消失的不仅仅是一条孟端胡同，还有大盆胡同、小盆胡同、武定胡同等几十条胡同，是整个坊区的消失。 记者找到了一年前把自己家隔扇门上的雕花收藏起来的那对老夫妇，那五组古老的隔扇门现在安装在他们在大兴农村的新家里。这是他们从北京城的旧居里带出的惟一物件。记者惊叹于它安装在农民的瓦房里竟也那么地妥帖，隔扇门被小心地擦拭过，更显古老风韵。 他们的经济状况甚至买不起大兴县城的房子，他们不愿意拖累子女，就住在乡下农民的房里。 “我喜欢四合院的感觉，乡下可以住院子，你看我特意保留了屋子的高台阶，这和孟端胡同我家的高台阶一样。门口常常也有叫卖声，让人感觉好像是孟端胡同里的叫卖一样。” 在他们记忆里最鲜活的是在胡同里叫卖的带着露水的红草莓，相邻的护城河里游动的小虾，锦什坊街上的热闹。 除了记忆还是记忆，孟端胡同里所承载的几百年历史无处安放。孟端胡同的西头是一座王府，也就是孟端45号三组大院，另一头是热闹的锦什坊街，再往前是齐白石故居，故居往北又是一座王府———顺承王府。“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记着孟端胡同的样儿，等我们老了走了，孟端胡同就真的死了”。 记者注意到除了那隔扇门外，农舍里还挂着两幅放大的照片，一张是一位外国画家坐在孟端胡同里画画，另一张是男主人的照片，两张照片的背景都是相同的———幽静的胡同，古色古香的门楼。“那就是我的家，孟端胡同39号，这就是我们能保留下的东西。”主人指着照片说。 胡同里繁衍出来的文化因为胡同的消失而无处安放四处流浪。孟端胡同39号门前有一对石门墩，主人想给它们找一个地方，“一个想了随时可以去看、一个可以让自己的记忆存放的地方”，最后找到的这个地方是北京真觉寺内的石刻艺术博物馆。他们把它捐给了博物馆。 但这样的家并不好找。2004年12月24日记者敲开了保留下来的齐白石故居的门，发现保留下来的也有自己的尴尬。 周围的胡同全没有了，齐白石故居就裸露在车水马龙的马路边上，显得非常突兀。 故居所在的跨车胡同已经不存在了，只留下齐白石故居一个孤独的门牌号———“跨车胡同15号”。 “当年这里是文人墨客社会名流齐聚的地方，我爷爷就站在这大门口迎来送往。你现在坐的凳子，就是周恩来总理坐过的。”齐白石的孙女、画家齐自来说，“我们现在变成了孤岛，高楼把我们围成了井底之蛙。” 齐家后人还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2次修缮故居，而现在他们从有关部门得知，如今的政策是“谁居住谁修缮”。 每当从世界各地来的客人要求参观故居时，他们都是拒绝，因为他们实在无法将这座破败的故居让人们参观，无法展示曾经在这所院子里发生的历史，更无法将这个每一片瓦都充满了文化底蕴的屋子发扬光大，只能看着它慢慢朽坏下去。 与齐白石故居相依相存的胡同消失了，和齐家交往的邻居们散了，这所故居的人文地理生态就没了。 希望胡同不仅仅停泊在梦里。  

查看详情>> 元中都始建于元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元武宗海山即位后下令建造的，前后历时四年，工程浩大。但是随着元武宗的驾崩，元中都也在还没有完工时即停建了。 继续驱车北上，进入了茫茫的蒙古高原。一路上，我们欣赏着碧绿的草原，散落的牛羊和蓝天白云，心情无比舒畅，特别是台湾的学生不断发出惊叹之声。下午一点多钟，我们终于到达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正蓝旗。在正蓝旗文物局领导的安排下，我们住进了宾馆。简单洗漱后，考察团一行即考察了坐落于正蓝旗上都镇北1公里处的侍郎城遗址。 侍郎城即金代桓州城，是金代三十八边州之一，金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。我们穿过一片齐腰深的草地，来到遗址的东墙之上。这里，天空湛蓝，白云飘浮，绿草如茵。魏坚教授对该遗址进行了详尽的讲解。大家不仅仔细地聆听，对不解之处，还不时发出疑问。侍郎城也称作四郎城，传说在北宋与辽国的争战中，宋朝小将杨四郎被辽国俘虏，受到公主青睐，辽国太后便把他招为驸马，并为他修筑了四郎城。这座建筑于金代的古城遗址，大致呈方形，周长达5公里多。分外城和和东北角的子城两重城垣，四面城墙为夯土构筑，墙体两面包筑石块，沿墙筑有马面，在东、中、西三个城门外都筑有瓮城。这座城址于1987年被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8月1日，考察团一行带着昨日的兴奋，驱车来到了位于正蓝旗以东20公里的元上都遗址。 元上都遗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水草丰美的金莲川草原上，周围水草丰美，景色宜人，蜿蜒曲折的闪电河、遍野盛开的金莲花、翩翩起舞的蝴蝶、散漫移动的牧群……让我们领略了一种壮美悠闲的草原文化风情。 从原始森林出来，仰望北面最高的山峰之上，就是著名的元代的大敖包——元朝皇家祭天的场所。敖包是由大小不等的石块堆砌而成的，最初只是堆在地界和道路分叉之处，蒙古人把它用作为标志（旧时蒙古人曾把敖包当做山神路神住地）。关于敖包，还有“敖包相会”的美丽传说。

查看详情>> 宪宗六年（1256年）刘秉中奉忽必烈之命选址建开平城（遗址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金川草原上的闪电河北岸，辖境相当今正蓝旗及多伦县附近一带）。 中统元年(1260 年)定都于此，四年（1264年）加号上都， 至元四年(1267 年)迁都中都(今北京市)。 次年，升开平府为上都路。明初改置开平卫，宣德五年(1430 年)移治独石堡(今河北独石口)。 清康熙三十二年(1693 年)并入赤城县。

查看详情>> 刘秉忠生于1216年，比忽必烈仅小一岁。当时的北中国，由辽、金两朝的统治已经超过了两百年，刘秉忠的父亲和爷爷，都曾经是金国的官吏。由于家庭有入仕的传统，十七岁的时候时候，刘秉忠也曾进入当局的下级机构做刀笔小吏，算起来这一年该是1233年，而金国被灭也在这一两年间，而此前数年华北地区早已经兵戈不断，可见刘秉忠刚刚参加工作，就是在蒙古国的行政序列中，只不过象他这样下级的文官，实在无须对局势负什么责任，专业技术人才，不管怎么改朝换代朝廷都是需要依靠的。 然而，刘秉忠这个人看来不是凡品，不久以后，他因为不甘心于这份下级文吏的工作，终于弃职到武安山出家为僧了，这时候他的名字叫做“子聪”。 1247年，三十岁的僧人子聪，游历云中（今山西大同一带），因为海云举荐，他被忽必烈招进了幕府，从此深得忽必烈的器重。他们曾经在一起讨论过“马上得天下，不可以马上治之”等高深的政治理论问题，忽必烈非常喜欢让这些有学问的汉臣给他讲历史掌故，最喜欢听的是讲唐太宗等帝王的治国故事。 1251年，忽必烈的亲哥哥蒙哥做了大汗，忽必烈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。于是指派忽必烈主管漠南汉族地区的军国事务，“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”，可谓所用得人。 忽必烈，经过一系列的内斗外斗，终于在公元1260年，得到了蒙古大汗的位置，七年以后，忽必烈迁都“大都”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。 追随忽必烈十余年以后，刘秉忠奉命还俗。公元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，由刘秉忠领衔，几位大臣给忽必烈上了呈文，呈文说：“元正、朝会、圣节、诏赦及百官宣敕，具公服迎拜行礼。”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，改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忽必烈非常高兴，批准了他们的方案，正式建国号为“大元”。为此，朝廷下了一道诏书，公告天下。 诏曰： 诞膺景命，奄四海以宅尊；必有美名，绍百王而继统。肇从隆古，匪独我家。且唐之为言荡也，尧以之而著称；虞之为言乐也，舜因之而作号。驯至禹兴而汤造，互名夏大以殷中。世降以还，事殊非古。虽乘时而有国，不以义而制称。为秦为汉者，著从初起之地名；曰隋曰唐者，因即所封之爵邑。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，要一时经制之权宜，概以至公，不无少贬。 我太祖圣武皇帝，握乾符而起朔土，以神武而膺帝图，四震天声，大恢土宇，舆图之广，历古所无。顷者，耆宿诣庭，奏章申请，谓既成于大业，宜早定于鸿名。在古制以当然，于朕心乎何有。可建国号曰大元，盖取《易经》“乾元”之义。兹大冶流形于庶品，孰名资始之功；予一人底宁于万邦，尤切体仁之要。事从因革，道协天人。于戏！称义而名，固匪为之溢美；孚休惟永，尚不负于投艰。嘉与敷天，共隆大号。 他有一个学生很有名：郭守敬，是刘秉忠的得意门生。